关税冲击与企业数字技术应用

全球价值链风险暴露与需求冲击传递——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

美国电商税法与中国跨境电商出口及其税收负担

出口跟随：国内生产网络微观视角下的贸易身份转换

全球价值链创新溢出效应与机理——基于先进制造企业代工/买供关系的实证研究

涉税信息跨部门共享的税收治理效应研究——来自集团企业海外避税的证据

中国出口企业“低加成率之谜”真的存在吗？

关税削减与消费者福利分配——基于进口份额的新视角

排污费上调阻碍了企业出口——基于地理断点回归方法的研究

反国际避税与公司内部收入差距：来自国别报告的证据

银行部门扩张、市场竞争与出口模式分化之谜

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与企业数字化转型

关税冲击与企业数字技术应用

李涛 涂玮 李兵 金星晔

摘要：本文使用2015—2020年中国上市公司年报文本数据，采用大语言模型方法构建企业层面的数字技术应用程度指标，并结合中国上市公司数据、中国海关数据和关税变化数据构建由中美贸易摩擦带来的企业层面关税冲击指标，进而实证考察关税冲击对中国企业数字技术应用的影响。结果表明，美国加征关税对中国企业数字技术应用具有显著抑制效应，而中国加征关税的效应不显著。本文进一步验证了关税冲击影响企业数字技术应用的供应链机制、竞争压力机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机制以及融资成本机制，并发现关税冲击对数字技术应用的影响随企业的贸易特征、规模以及对美国出口依赖程度等方面的变化而出现异质性。此外，企业的上下游受到美国加征关税冲击也会影响其数字技术应用决策。本文研究拓展了数字技术应用动因的讨论，丰富了国际贸易对企业经营决策影响的研究，对在微观层面理解贸易摩擦的作用渠道和制定应对策略也具有参考价值。

关键词：关税冲击；数字技术；中美贸易摩擦；大语言模型

研究方法：实证分析

研究数据：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中国海关数据库，Bown（2021）的统计和国泰安（CSMAR）数据库中的上市公司财务数据。

研究贡献：第一，拓展了企业数字技术应用动因研究。驱动企业数字技术应用的动因很多，如经济动因层面的追求经济利润和绩效（Müller et al.，2018）；管理和制度环境动因层面的管理层协作关系（Matt et al.，2015）、权力配置（Marabelli&Galliers，2017）以及社会资本（Li et al.，2018）；资源和能力动因层面的资金和人力资本（董志勇和李成明，2021；Hess et al.，2016）以及与技术部署所需的能力（Warner&Wäger，2019）。目前较少有文献系统研究企业面临的国际经济环境，尤其是关税冲击对企业数字技术应用的影响，本文丰富了对这一问题的讨论。第二，扩展了贸易摩擦对企业经营决策的影响研究。中美贸易摩擦给两国乃至世界进出口、劳动力供给、生产、投资、消费、创新、不确定性、福利以及金融市场稳定等造成了广泛影响（Cavallo et al.，2021；Fajgelbaum et al.，2020；段玉婉等，2022；樊海潮等，2021；范夏阳等，2022；方意等，2019；李延双等，2021；谭小芬等，2022；谭莹等，2022；王君斌和刘河北，2021；余典范等，2022；张国峰等，2021；周颖刚和肖潇，2022）。目前研究主要集中在直接经济后果上，本文从技术应用角度丰富了这支文献的研究内容。进一步，数字技术作为第四次产业革命的突破点（刘伟，2024），引领了企业技术革新方向，从本文研究还可以窥见关税冲击对企业技术路线革新这一更一般化问题的讨论。在经济全球化和数字化深入发展的背景下，关税冲击不仅会影响企业经营绩效，还可能重塑全球价值链中企业的技术格局。本文研究发现对于理解企业技术选择和长期发展具有一定理论意义，也为科技政策和贸易政策制定提供了经验依据。第三，本文研究结果回应了关于国际贸易对创新和新技术采用的争论。一方面，贸易带来的竞争会促使企业为拉开与竞争对手差距而加大新技术应用（刘慧和綦建红，2021）；另一方面，竞争导致企业经营环境的恶化可能会抑制企业创新和新技术投入（Melitz&Redding，2021）。本文发现，美国加征关税的冲击对企业数字技术应用产生了显著的抑制效应，这可能暗示关税导致的竞争压力增加使得对新技术应用的负面影响占据了主要地位。关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数字技术应用影响的研究也存在争论，如顾夏铭等（2018）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上市公司的研发与专利申请都有正向影响，方明月等（2023）发现数字化与企业面临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之间存在负向因果关系，而阳镇等（2023）和祝树金等（2023）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数字化之间存在正向因果关系。本文的发现意味着，企业在面临重大外部冲击和不确定性时，数字化预期收益越不明朗，越可能会降低此类不易在短期产生明显回报的投入。

全球价值链风险暴露与需求冲击传递——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

李之旭 彭水军

摘要：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前所未有，全球价值链不仅应当是高效的，更应该稳定可控。本文提出了一个全球价值链风险暴露结构的新分析框架，定量分析全球产业部门在全球价值链中面临的潜在风险和“结构性弱点”。进一步，在当前全球有效需求不足、外需冲击频发的背景下，聚焦需求冲击在价值链中的传递过程，探究全球价值链风险暴露对需求冲击的放大效应并厘清其背后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在全球价值链网络“三足鼎立”格局中，2000—2022年美国的价值链风险暴露一直处在较低水平，2022年德国价值链风险暴露远高于中国和美国，中国整体全球价值链风险暴露水平先升后降。中国典型制造业行业价值链风险暴露结构的演进反映了更为安全化的产业链布局，全球价值链两端暴露大幅下降，其中供给端浅层—需求端浅层、供给端深层—需求端浅层风险暴露水平明显下降。针对需求冲击传递的实证研究表明，全球价值链风险暴露较高的行业部门将受到源自最终需求端的更大冲击。相对两端风险暴露和浅层需求端风险暴露，深层需求端风险暴露对下游需求冲击的放大作用更明显。机制分析表明，全球价值链风险暴露对需求冲击的放大作用源于“长鞭效应”和不确定性引致的风险转嫁效应。本文研究结论为加强价值链风险管理、优化产业结构、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了政策参考。

关键词：全球价值链；风险暴露结构；需求冲击传递

研究数据：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亚洲开发银行（ADB）。

研究方法：实证分析

研究贡献：首先，提出了一个全球价值链风险暴露结构的新分析框架，基于产出的分解使得本文能够基于全链条视角同时考虑上游投入和下游需求以测度来自供需两端的风险暴露。不仅区分了潜在风险的来源（供给或需求），而且基于跨境次数对于全球价值链风险暴露的深度进行细分，便于分析全球价值链风险暴露结构。其次，基于价值份额的量化方法有助于拓展和补充研究视角。倪红福等（2024）使用暴露于国外的生产阶段数的比重量化了风险敞口，本文提出的全球价值链风险暴露分解则能够在区分跨境次数的基础上，使用价值规模的份额探讨全球价值链风险暴露的深度结构。深层风险暴露比重越高，多个生产阶段暴露于国外市场的链条规模越大，相比于浅层风险暴露的价值链，其更容易遭受外部风险冲击，且波及范围更大。此外，本文分解框架还能用于探讨价值链风险暴露的国别结构、行业结构等，因此具有更好的综合性和更广泛的适用性。再次，本文在此基础上拓展出了基于价值链风险暴露水平、风险暴露分散度和链条恢复力的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水平三维评估体系，便于综合考察潜在风险暴露水平、风险抵御能力和冲击后恢复能力。最后，在测度结果的基础上，本文分析了需求冲击在价值链中的传递过程，探究全球价值链风险暴露对冲击的放大效应以及背后的作用机制，并进行实证检验。

美国电商税法与中国跨境电商出口及其税收负担

马述忠　杜特　房超

摘要：全球范围内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相对于传统商务活动的税收优势，而随着各国对于线上税收损失的日益重视，“线上避税天堂”很可能会因此消失。本文以美国电商税法的两轮立法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17—2020年中国向美国跨境电商出口的州—月度面板数据，采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方法，实证考察了税收政策变动对跨境电商出口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第一，规定由卖家自行缴税的《经济关联法》对跨境电商出口没有显著影响，规定由平台代收代缴销售税的《电商平台促进法》的实施则使得中国向美国的跨境电商出口额平均下降了7.31%，弹性约为-1.129，消费者在贸易中的税收敏感度远低于企业；第二，《电商平台促进法》的实施主要影响跨境电商出口数量而非出口价格，即税收负担主要由美国消费者承担；第三，异质性分析表明，政策执行力度越强、渠道和产品越容易被替代，以及消费者收入水平越低时，《电商平台促进法》的政策影响越大。本文研究拓展了数字经济时代贸易税收领域的研究边界，为中国提升跨境电商税收政策的科学性以及促进跨境电商贸易自由化、便利化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与政策参考。

关键词：跨境电商；税收政策；贸易弹性；价格传递

研究数据：本文所使用的跨境电商数据来自深圳顺友物流有限公司的运单数据库，美国销售税研究所（Sales Tax Institute）和Fox et al（.2022），美国人口普查局（United States Census Bureau），《出口退税率文库2023A版》和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的Tariff Annual Data数据库和TRANScustoms网站，美国销售税研究所，美国物流服务公司MWPVL，Kaggle网站，美国人口普查局。

研究方法：实证分析

研究贡献：第一，将贸易税收政策研究拓展到跨境电商领域，对跨境电商的贸易弹性和价格传递问题进行了分析。现有文献主要集中于传统贸易领域的税收问题，鲜有研究深入探讨跨境电商这一新型贸易模式下的税收效应。本文以直接面向终端消费者的B2C跨境电商为研究对象，细致刻画跨境电商与传统贸易的税收反应差异，阐释企业与消费者在税收政策实施下的福利差异。具体而言，本文研究发现，相比于企业，消费者对于税收政策更加不敏感；相比于传统贸易，跨境电商的产品定价受税收政策的影响更小。这一分析不仅深化了对数字经济时代贸易税收问题的理解，也为各国在制定数字贸易相关税收政策时提供了科学依据，有助于实现更加公平、有效的国际贸易税收治理。第二，将电子商务税收优势理论延伸到国际环境中，从税收优势视角为中国跨境电商的高速发展提供了新的解释。以往文献通常以国内市场为背景，利用本地销售数据检验电子商务的税收优势理论，对于跨境情境下的税收优势研究较为稀缺，本文在这一领域实现了重要拓展。具体而言，本文使用中美跨境电商交易数据进行研究，证实了税收优势理论在跨境电商领域的适用性，从国际视角对现有文献进行了补充。第三，从实证角度探讨了不同征税方式对电商税政策效果的影响，考察了平台作为第三方信息提供者对于税收合规的推动作用。当前关于电商税收治理的研究多数集中于政策效果的整体评价，而较少涉及具体征税方式对政策实施效果的影响。本文利用兼具制度和技术特征的美国电商税法的两轮立法实施，实证考察了自行缴税和平台代收代缴两种方式的不同征税效果。具体而言，本文研究发现，平台代收代缴的征税方式显著提高了税收合规性。这一结果主要源于其减少了企业逃税的可能性，并提升了税收凸显性。这不仅为理解数字经济税收合规问题提供了重要启示，而且为优化数字经济的税收治理提供了重要实践依据。

出口跟随：国内生产网络微观视角下的贸易身份转换

廖赛男 包群

摘要：凭借日益复杂的国内生产网络关系，出口行为通过国内客户-供应商之间的供应链溢出进行逐级传导，使得中国企业出口呈现出网络型扩张的微观新特征。通过构建国内生产关联和出口决策的理论模型，并使用2009—2016年中国上市企业的客户-供应商数据，研究发现：（1）间接出口优势显著提高企业新进入出口市场的概率，证实了从间接出口到直接出口的典型事实，且出口身份转换主要体现在自身出口能力欠佳的中小型企业和出口意愿更强烈的行业；（2）间接生产率溢出和出口信息溢出是促进企业出口身份转换的两个重要渠道，供应商更可能紧随客户销往与其目的地相同或者相近的国外市场；（3）有过间接出口经历的企业在出口生存和出口产品质量方面表现更好，出口产品范围更为集中，而企业出口身份转换后仍然倾向于保留原有的间接出口关系。本研究对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的国内外市场联动机制提供了一种新的微观解释。

关键词：国内生产网络；间接出口优势；贸易身份转换

研究数据：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Wind金融终端，CSMAR供应链研究数据库和中国海关交易数据库。

研究方法：理论模型、实证分析

研究贡献：第一，引入网络异质性考察企业出口行为，为基于国内客户-供应商关系理解企业出口背后的决定因素提供了有益的研究补充。在复杂的现代生产网络体系中，任何企业都不是孤立的个体存在，而是通过错综复杂的商业往来关系彼此互相影响，这决定了在研究企业出口参与的决定因素时，不仅需要关注企业生产率、融资约束等个体异质性（Melitz，2003；Manova，2008），而且需要关注企业所处的国内生产环境与商业合作伙伴的影响，从而在更宽泛的生产网络视角下理解企业出口行为。第二，研究基于客户-供应商关系的出口溢出效应在企业出口决策中的关键作用，是对已有出口溢出效应研究的有益补充。大量学者关注空间邻近出口企业的横向溢出效应（Koenig et al.，2010；Fernandes&Tang，2014），但是却难以界定出口企业究竟与哪些邻近企业存在联系并获得出口外溢。本文关注基于客户-供应商关系的纵向出口溢出效应对企业出口决策的影响，不仅避免了对同一地区企业可能并不存在实际联系的担忧，还有助于打破出口溢出效应在空间地理距离上的限制。包群和廖赛男（2023）研究表明，与出口商的生产关联能够帮助国内企业间接获取出口学习收益，但是该研究忽略了沿着客户-供应商关系的出口信息溢出与扩散或许是企业决定是否直接出口更重要的优势。第三，研究基于生产网络关系的出口跟随效应，从一个新颖的视角解释了潜在出口进入者的首次出口决策和出口企业扩张路径。已有学者注意到网络效应在国际贸易中的重要性，从国际生产网络的形成与演变中来考察在位出口企业的国外市场扩张路径（Albornoz et al.，2012；Morales et al.，2019；Eaton et al.，2021），尤其是着眼于企业如何通过现有国外客户寻找新客户（Chaney，2014；He&Lugovskyy，2019）。遗憾的是，由于缺乏详细的国内企业间交易数据，国内生产网络对企业出口的重要作用还未得到足够的研究重视。Dhyne et al.（2021）使用比利时企业间交易数据构建国内生产网络，证实了间接出口企业的广泛存在。本文则进一步讨论了上游供应商可以凭借间接出口优势实现出口身份的转换，从国内企业的客户-供应商关联视角为潜在进入者首次出口决策和出口企业数量扩张路径提供了新思路，从而揭示了国内生产网络在出口贸易中的重要性。

全球价值链创新溢出效应与机理——基于先进制造企业代工/买供关系的实证研究

俞荣建 徐玉蓉 姚力 项丽瑶

摘要：跨国公司对本土企业的创新溢出，是全球价值链演进的前沿问题。既往研究多关注跨国公司对本土企业的“技术转移”，鲜见迥异于技术转移的“创新溢出”效应研究，且未考虑全球价值链的异质性、产品内分工和产品间分工两个视角的全球价值链研究是分立的。代工关系（基于产品内分工的过程解构型）和买供关系（基于产品间分工的模块解构型）两种异质性全球价值链，具有何种不同的创新溢出效应、组织间关系特征对两种链条的创新溢出效应有何影响？采用同时嵌入代工关系和买供关系这两种迥异类型全球价值链的9个先进制造行业代工企业、597对代工/买供关系的2150条交易样本，基于2012-2022年代工企业和交易伙伴之间的年度交易额，结合专利引用和后续创新数据构成的非平衡面板数据，检验两种异质性全球价值链的创新溢出效应及其机理。研究发现，代工关系的创新溢出效应显著强于买供关系，且两种关系的创新溢出存在显著的正向交互效应。组织间关系的多维特征，对两种类型全球价值链创新溢出效应及其差异具有显著影响。研究将全球价值链技术转移研究推进到创新溢出研究，弥合了产品间分工和产品内分工两种异质性全球价值链研究相互分立的鸿沟，对全球价值链研究具有重要的探索意义。本文研究对于中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嵌入和创新决策方面具有启示意义。

关键词：全球价值链；创新溢出效应；代工关系；买供关系；组织间关系特征

研究数据：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彭博供应链数据库，万得数据库与上市公司公开披露的年报信息，以及Incopat专利数据库。

研究方法：实证分析

研究贡献：第一，将全球价值链领域的研究由“技术转移”推进到“创新溢出”范畴。第二，弥合了基于产品间分工和产品内分工两种迥异类型的全球价值链研究相互分立的鸿沟，探讨了不同类型全球价值链创新溢出效应的显著差异，对全球价值链研究具有范式探索意义。第三，从组织间关系视角，解释了不同类型的全球。

涉税信息跨部门共享的税收治理效应研究——来自集团企业海外避税的证据

赵仁杰 赵欣仪 孙华臣 周小昶

摘要：数字时代政府部门的海量数据能够为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重要支撑，但部门间信息共享不畅会制约大数据治理效能的发挥，加快跨部门数据融通和信息共享迫在眉睫。本文围绕跨国企业海外避税治理中的信息获取难题，基于各城市商务部门向税务部门共享企业境外投资信息的政策实践和手工整理的2009-2021年上市集团公司关联网络数据，分析境外投资信息共享的税收治理效应。研究发现：境外投资信息的跨部门共享会显著降低母公司在避税天堂的投资，但对企业在非避税天堂的投资没有明显影响；涉税信息跨部门共享对企业海外避税的抑制作用主要体现在民营企业、融资约束较大和面临更强税收征管的企业中，在税率较高的避税地表现更为明显；涉税信息跨部门共享会降低跨国公司与避税天堂的关联交易，并且主要表现为减少向关联方低价销售的转让定价行为，这是跨部门信息共享抑制税基侵蚀的重要机制。本文不仅为新一轮全球税收竞争背景下治理跨国公司利润转移和促进投资回流提供了重要启示，更为数字时代通过构建政府部门间信息共享长效机制、发挥大数据信息的国家治理效能提供了有益参考。

关键词：跨部门信息共享；税基侵蚀；利润转移

研究数据：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CSMAR数据库和上市公司年报，以及中国海关数据库。

研究方法：实证分析

研究贡献：第一，首次从国内政府部门合作视角拓展了对中国企业跨境避税行为治理的实证研究。现有文献讨论跨境利润转移时主要关注以情报交换协定为代表的国际税收合作的影响（汉隆等，2015；祖克曼，2015；张瑶，2018；何杨、徐润，2016），对国内政府部门间合作的关注不足。本文立足各地商务部门与税务部门的信息共享实践，研究发现推动国内各部门涉税信息共享与治税合作对抑制税基侵蚀具有重要作用，为近年来跨国经济合作不稳定因素增多背景下中国寻求更加有效的税基侵蚀治理方案提供了政策启示。第二，为政府间跨部门信息共享的治理效应及其实现机制提供了微观经验证据。受部门职能划分、部门利益以及信息安全风险等因素影响，政府跨部门信息共享的合理性和潜在效果一直备受争议且缺乏经验证据支撑，改革实践也相对缓慢（胡平等，2009；游路，2022；杨、麦克斯韦，2011；比格德利等，2013）。本文基于海外避税治理中信息获取的独特场景，研究发现境外投资涉税信息跨部门共享的确能够带来显著的税收治理效应，为通过部门协同发挥大数据信息资源的治理效能提供了理论支撑。第三，为在其他领域通过推进涉税信息跨部门合作与大数据共享提升税收治理水平提供了政策启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第十七章专门提出“提高数字政府建设水平”，当前中国政府各部门掌握着海量数据，但大多采用部门内垂直管理模式，部门间的信息分割不仅造成数据资源浪费，也抑制了大数据治理效能的提升。本文的研究表明，通过建立涉税信息跨部门共享的顶层设计和长效机制、搭建部门间涉税信息共享平台对数字时代促进税收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作用。

中国出口企业“低加成率之谜”真的存在吗？

戴家武 王秀清 曹虹剑 杜巨澜

摘要：不少研究表明中国出口企业加成率比非出口企业更低，存在所谓的出口企业“低加成率之谜”。通过将劳动力与产品双边市场垄断势力进行分离，本文发现:中国出口企业不仅不存在“低加成率之谜”，而且拥有比非出口企业更高的加成率，这一“加成率溢价”效应在加工贸易企业中更明显;已有文献低估中国出口企业加成率水平的主要原因是忽略了劳动力市场不完全竞争这一事实。

关键词：加成率；买方垄断势力；生产函数

研究数据：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研究方法：理论模型、实证分析

研究贡献：一是通过结构模型分离出劳动力与产品市场上的双边垄断势力，并采用半参数法和广义矩法（GMM）更为准确地估计出加成率，同时估计出企业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买方垄断势力，有助于更加科学地评估中国劳动力与产品市场结构特征。二是在异质性企业贸易文献的基础上，将“劳动力产品”双边垄断势力与企业出口状态联系起来，证明已有文献在方法论上的缺陷是导致出口企业“低加成率”这一结论的主要原因，并进而得出中国出口企业存在“高加成率溢价”的可靠证据，有助于更加全面客观地揭示出口与加成率的关系。

关税削减与消费者福利分配——基于进口份额的新视角

戴觅 陈君妍

摘要：本文在福利分析中引入进口份额概念，考察了中国加入WTO后的关税削减对城镇居民消费者福利的影响，以及对不同收入群体产生的分配效应。结果显示，2000-2006年间的关税削减使居民消费者福利平均提升0.76%，其中最终品和中间品关税削减分别使福利提升0.31%和0.45%。收入越高的家户获得的福利改进越大，关税削减体现出“益富”的特征。高收入家户对最终品更高的进口份额以及对进口中间品更高的依赖程度，是导致关税削减呈现益富性的主要原因。

关键词：关税削减；进口份额；消费者福利

研究数据：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城镇住户调查，WIOD数据库，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税则》。

研究方法：理论模型、实证分析

研究贡献：第一，本文打破了现有对中国关税削减的消费福利效应评估中不区分进口品与国产品的同质性假设，将进口份额引入福利测算。这一方法论上的改进有助于修正不区分进口与国产产品可能带来的福利效应高估，以及评价福利分配效应时可能产生的偏误。本文发现，在纳入进口份额后，关税削减带来的分配效应由益贫转向益富。因此，进口份额的引入对于理解中国贸易政策的分配效应至关重要。第二，本文在统一的框架下同时评估了最终品关税和中间品关税对家户福利的影响。与现有分别研究两类关税的文献相比，这种做法有助于比较两类关税对于提升消费者福利的相对贡献。结论显示中间品贸易自由化是促进我国消费者福利提升的重要渠道。第三，本文从消费结构、关税下降幅度以及进口消费特点等角度对福利在不同收入群体间不平等分配的原因进行了综合分析，为理解我国贸易政策的分配效应提供了新的视角和证据。

排污费上调阻碍了企业出口——基于地理断点回归方法的研究

陈勇兵 李笑萦 张欣欣

摘要：本文将2009年部分省市上调二氧化硫排污费作为一个准实验，采用地理断点回归方法研究了环境规制对企业出口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在边界区域内，相较于排污费未上调一侧，上调侧的污染部门企业出口遭受了显著损失。其主要传导机制是，污染部门企业通过购买减排设备和减产停产以应对更高的排污费，从而减少排放，最终抑制出口;而上调排污费在短期内尚未激发企业绿色创新。成本收益分析表明，排污费政策在样本期内每减少1%的二氧化硫排放量，我国企业出口减少约5.42亿-6.51亿元。

关键词：排污费政策；企业出口；地理断点回归

研究数据：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地理信息系统(GIS)数据，中国工业企业排污数据库，以及中国专利数据库。

研究方法：实证分析

研究贡献：第一，区别于现有针对转型中的发展中大国——中国的研究，仅使用微观企业数据构建城市或行业层面的出口指标，并未聚焦到企业个体层面，无法直观探讨具体机制（HeringandPoncet, 2014；ShiandXu，2018）。本文从微观企业行为决策出发，评估我国排污费政策的企业出口效应，在开放经济情境下检验“污染避难所假说”和“波特创新假说”。不仅为评估发展中国家环境规制效应做出了重要补充，更重要的是，有助于科学评估现阶段我国的环境规制政策效果，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第二，区别于现有研究采用三重差分方法(HeringandPoncet, 2014；ShiandXu, 2018)评估环境规制政策的出口效应，本文采用更接近随机实验的断点回归方法，关注共同省界50千米内的边界区域企业，进行地理断点回归设计，以缓解可能的内生性问题，相对干净地识别出排污费变动对企业出口的因果效应，为科学评估环境规制的出口效应提供新的实证思路。第三，现有研究从不同视角对我国一系列环境政策进行了评估，但对于政策实施的成本收益分析相对匮乏（宋弘等，2019）。本文将二氧化硫排放治理和企业出口损失联系在一起，在开放经济视角下分析了排污费政策的成本收益，这是对评估环境规制政策的外部经济影响的一个重要补充，也为开放经济背景下环境规制政策的进一步合理设计提供了政策参考。

反国际避税与公司内部收入差距：来自国别报告的证据

张克中 何炳林 黄永颖

摘要：本文将2016年中国政府实施的国别报告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使用2010-2019年微观企业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了反国际避税的收入分配效应。研究发现，反国际避税政策显著增加了管理层收入，但对普通员工工资没有影响，最终导致公司内部收入差距扩大。管理层收入增加的原因在于跨国公司将海外利润汇回国内并用于股东分红。这一收入分配效应在避税天堂设立子公司、存在海外关联交易、所有权性质为民营以及位于税收征管高强度地区的跨国公司更为显著。此外，本文发现反国际避税不仅影响了公司内部收入差距，还显著缩小了行业内企业间的收入差距。本研究结论为政府利用税收政策调节收入分配，促进共同富裕提供了新启发。

关键词：反国际避税；收入差距；股东分红；国别报告

研究数据：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WIND数据库，国泰安（CSMAR）数据库

研究方法：实证分析

研究贡献：一是系统评估了国际税收政策的收入分配效应，丰富了影响收入分配的相关文献。资本和劳动的收入差距是产生收入不平等的主要原因（Piketty，2014）。现有文献主要从“租金分享”视角考察税收政策的收入分配效应（Saez et al.，2019；张克中等，2021；彭飞等，2022），忽略了资本流动尤其是国际资本流动在收入分配中的作用。相较已有文献主要研究的国内税收政策，国际税收政策不仅不会直接影响国内劳动力市场（Clausing，2013；Garin and Silvério，2024），还能较好排除劳动力市场对收入分配的干扰，有助于重新认识国际资本流动在收入分配中的作用。二是扩展了国际税收政策经济后果的相关文献。中国跨国公司利润转移行为较为严重（刘志阔等，2019），政府也出台了多项政策抑制跨国公司利润转移。但现有研究主要聚焦于国际税收政策的有效性（张瑶，2018；Casi et al.，2020；Clausing，2020；樊勇等，2022；Wang et al.，2024；He et al.，2024），对跨国公司如何利用国外汇回利润的关注仍然不够（Gaußet al.，2024）。本文基于国别报告政策的实施，考察了国际税收政策对中国收入分配的影响，为理解国际税收政策的经济后果提供了新证据。三是为中国深入国际合作，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提供经验启示。在当前规范跨国公司海外避税的进程中，厘清反国际避税的收入分配效应，探究反国际避税对中国收入分配的影响显得尤为重要。相比以往关于如何利用国内税收政策调节收入分配的文献，本文将视角转向国际税收政策，发现反国际避税会扩大公司内部收入差距，缩小行业内企业间收入差距。该结论不仅为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提供了可参考的经验证据，还充实了既有政策工具包，为中国扎实推进实现全社会共同富裕提供了新思路。

银行部门扩张、市场竞争与出口模式分化之谜

司登奎 宋敏 刘贯春 胡浩然

摘要：在当前中国出口局势面临诸多挑战的背景下，如何依靠金融改革力量推动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显得尤为重要。本文构建一个包含产品数量和质量的双寡头市场竞争博弈模型，以原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放松城商行异地设立分支机构管制的规定构造了准自然实验，深入探究了中小商业银行部门扩张如何塑造不同规模企业在出口模式上的分化。研究发现，中小商业银行部门扩张有助于增加规模以下企业的出口数量，由此形成的市场竞争效应会引发规模以上企业减少出口数量进而提升产品质量。此外，市场集中度和出口三元分解维度的机制检验，诠释了中小商业银行部门扩张的非对称信贷冲击会加剧规模以下与规模以上企业间的竞争效应。本文为健全多层次金融体系、助力贸易强国建设、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提供了启示。

关键词：银行部门扩张；市场竞争；出口模式分化

研究数据：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海关数据库以及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研究方法：理论模型、实证分析

研究贡献：第一，揭示了中小商业银行部门扩张具有的非对称信贷冲击属性，通过引发不同类型企业间决策竞争博弈从而使不同类型企业间产生出口模式分化。以中国发展现实为准绳，本文从理论层面构建了一个内生决策变量为“产品数量”和“产品质量”的双寡头市场竞争博弈模型，重点探讨中小商业银行部门扩张如何塑造规模以上和规模以下企业的异质性出口模式分化。特别地，本文不仅描述了中小商业银行部门扩张对规模以上和规模以下企业形成的非对称信贷效应，还基于不同情形对规模以上和规模以下企业间的出口决策竞争博弈及其出口数量和产品质量形成的出口模式分化的动态调整路径进行深入剖析，为解释以“城商行”为表征的中小商业银行部门扩张带来的出口模式分化效应提供了规范的理论分析框架。第二，揭示了宏观整体性冲击形成的结构化影响效应。相较已有从宏观整体性视角探究银行部门扩张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以及基于“融资约束”潜在机制诠释企业出口行为的研究而言，本文不仅考察了以“城商行”为表征的中小商业银行部门扩张对规模较小型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效应，还验证了规模较小型企业扩大出口规模（以“量”取胜）对规模较大型企业产生的“竞争效应”，以及规模较大型企业通过减少出口数量并提升出口质量（以“质”取胜）的差异化决策获得潜在出口竞争优势，证明了“市场竞争”机制的存在性与重要性。第三，为“市场竞争”核心作用机制提供了具象化解释。为阐释“市场竞争”作用机制的演化过程并细致刻画中小商业银行部门扩张对规模以上和规模以下企业出口决策的动态调整路径，本文还进一步对不同类型企业的出口模式进行三元边际分解，从而为不同类型企业出口模式分化的动态调整路径提供新颖且具象化的诠释。“出口三元分解”不仅能细致刻画企业出口决策的动态调整路径，还能对“市场竞争”核心作用机制进行深化诠释，因此能充分印证理论推断的有效性。基于该维度的分析结果充分证明了以“城商行”为表征的中小商业银行部门扩张形成的非对称信贷冲击及其引致的“市场竞争”效应对于规模以上企业和规模以下企业间的出口模式分化具有重要作用。

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与企业数字化转型

赵胜立 方慧

摘要：数字技术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驱动力。本文利用2011-2022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了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政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发现服务贸易创新发展显著促进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于非国有企业、国际贸易企业和融资约束较大的企业促进作用更大，主要影响制造业、高技术行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在非省会城市、沿海城市和“新基建”发达城市政策效果更明显。机制检验发现，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主要通过技术提升效应、环境激励效应和要素流动效应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进一步研究发现，被列入国务院“最佳实践案例”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作用更明显，“扩大对外开放”的案例作用效果最大。本研究为服务贸易创新发展政策的进一步实施提供参考与借鉴。

关键词：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上市公司；数字化转型

研究数据：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于国泰安数据库（CSMAR）和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CNRDS），《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以及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相关部门的网站。

研究方法：实证分析

研究贡献：第一，在研究视角方面将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与企业数字化转型纳入统一研究框架，深入分析并检验了二者之间的关系，既为中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政策提供效果检验，也为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新的思路与方法，是对已有的贸易与创新关系的补充与发展；第二，在研究内容上，从国家发布的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任务出发，结合已有研究和传统国际贸易理论分析服务贸易创新发展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效应和影响机制，然后利用双重差分法检验服务贸易创新发展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国务院“最佳实践案例”的实施效果，为政策建议的制定提供全面而有效的经验依据；第三，在研究结论上，本文发现服务贸易创新发展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在不同类型的企业、行业和城市中均表现出差异化结果，其传导机制包括技术提升效应、环境激励效应和要素流动效应等多条路径，这为服务贸易创新发展政策的进一步实施提供重要参考与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