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间要素配置与贸易网络地位

标准国际化与出口产品质量——来自中国企业的证据

本地化成本、不完全传递与最优关税——以中国汽车行业为例

标准制定、质量信号与出口增长

航运能力对企业出口的影响——基于三峡大坝蓄水通航的准自然实验

贸易关税政策变化对省际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基于一般均衡视角的分析与定量估计

出口目的国收入水平与城市工资差距

贸易方式转换如何促进企业出口边际提升?——基于多产品企业内部配置的视角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何以影响个体健康?——来自CHNS数据的经验证据

大国担当与合作共赢：“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效应评估

产业间要素配置与贸易网络地位

王孝松 周钰丁

摘要：在生产、销售全球化背景下，一国可以凭借其在贸易网络中的地位，从国际贸易往来中获取更大利益，并逐步提升自身的经贸话语权，而这一过程与合理的生产要素配置密不可分。作为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基石，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工业化体系在过去较长时间内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然而，近年来，受多方面因素影响，工业体系的要素配置水平呈快速下降趋势。基于理论与实证分析，本文研究表明，制造业生产要素配置水平的过快下降将导致我国产业在全球贸易网络中偏离核心枢纽位置，且主要表现在出口贸易网络中。机制分析表明，要素配置水平的过快下降将导致资源错配加剧、生产成本上升、地区创业热情萎缩，进而作用于产业在全球贸易网络中的地位。而丰裕的人力资本、新型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完善的市场机制与积极的产业政策则显著缓解了上述不利影响。在“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这一发展理念的背景下，本文的研究结论对我国下一阶段经济转型过程中，特别是新型工业化与数字经济发展进程中，相关产业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有益参考。

关键词：要素配置；贸易网络；经济转型；新型工业化；数字经济

研究方法：理论模型、实证分析

研究数据：本文数据选取自UN Comtrade 数据库，海关数据库，《中国工业统计年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以及各省统计年鉴等。

研究贡献：目前针对发达国家的实证研究与案例分析均表明，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经济体在后工业化时期，制造业产值和就业的比重均呈现持续下降趋势，但就其经济效应而言，不同于有效自发的市场行为所带来的效率提升，由要素配置水平快速下降所带来的经济表现更为复杂。同本文密切相关的研究中，蔡昉（2021）指出，劳动力“逆库兹涅茨化”流动加剧了生产要素资源在行业间的错配，而这种错配的加剧将引发人力资本向服务业流动，造成工业部门的人才流失与用工成本增加（魏浩和郭也，2013），同时挤占工业部门原本的研发投入预算，进而负向作用于产业创新（毕学成等，2019）。在上述途径之外，要素配置变动可能将进一步作用于反映产业竞争力和控制力的贸易网络地位（茅锐和张斌，2013；Manova，2013；Feenstra et al.，2014）：一方面，部分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企业，将通过跨国投资等方式将国内产业链转移至要素价格更为低廉的发展中国家（Kang&Lee，2011；铁瑛等，2018），从而引发国内产业空心化并丧失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优势；另一方面，部分承压能力较弱的中小型企业无力面对融资成本上升、雇佣工人困难等冲击，选择退出市场（文东伟等，2009），从而加剧进口替代并导致其所参与的价值链发生断裂，引发系统性生产风险。直接从贸易视角出发，王孝松等（2023）基于工业企业和海关数据，系统考察了制造业要素配置变动对国内增加值所产生的效应，受数据可得性所限，其研究未能就2012年后制造业要素配置水平明显下降的特征展开讨论，但相关指标的构建思路为本文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式。实际上，生产要素资源由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是全球产业发展的总体趋势（蔡昉，2021），而要素配置水平与节奏则是更值得探究的重要问题。具体而言，我国制造业要素配置水平的下降速度是否过快？其原因与经济效应如何？已有研究多从定性视角讨论了要素配置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而定量考察其贸易效应，特别是对贸易长期竞争力所产生效应的文献较少，本文旨在这一方向有所突破。

标准国际化与出口产品质量——来自中国企业的证据

韩剑 朱海 许亚云

摘要：当前中国经济正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以标准制度型开放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进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本文基于国家标准数据和微观企业数据，从国际标准采用和中国标准“走出去”两个角度度量中国标准国际化程度，理论分析并实证检验了标准国际化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标准国际化程度的提高主要通过质量信号效应、技术创新效应与内外贸一体化效应3个渠道推动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标准国际化对本土企业、高生产率企业以及技术密集型企业的促进作用更大；产品标准、方法标准与基础标准国际化的推动作用更加明显。从标准国际化实现路径的影响看，中国标准“走出去”比被动接受国际标准更能有效促进出口产品质量提升。本文研究揭示了中国标准国际化的发展演进特征及其对中国出口质量提升的影响路径，进而为增强中国外贸综合竞争力找准政策发力方向。
关键词：出口产品质量；标准国际化；质量信号效应；技术创新效应；内外贸一体化效应

研究方法：实证分析

研究数据：本文使用的数据主要来自国家标准文件信息数据（1965-2021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2001-2014年），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库（2001-2016年）以及全国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

研究贡献：第一，在研究视角上，本文分别从国际标准采用和中国标准“走出去”两个角度衡量中国的标准国际化程度，从质量信号、技术创新以及内外贸一体化的角度研究标准国际化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是对标准与贸易质量关系领域现有文献的补充。第二，在研究数据和指标测度上，本文进行了大量基础性的数据整理和匹配工作，并突破了标准采标方式的同质性假设问题。通过根据国家标准对国际标准的采用方式识别国家标准与国际标准的接近程度，并为不同采标方式下的国家标准赋权，较为准确地构建了标准国际化指标。同时，结合中国在各国际组织的工作承担情况，构建了反映中国标准“走出去”程度的标准国际化指数，改进了现有标准国际化的处理方法。第三，在研究对象上，本文将研究问题置于标准国际化程度相对较低的发展中国家，以中国国家标准和中国企业为研究对象，探讨标准国际化程度提升可能带来的国际竞争新优势以及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为现有理论研究提供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经验证据，有助于更好地认识新兴国家参与国际标准话语权建设。

本地化成本、不完全传递与最优关税——以中国汽车行业为例

冯笑 王永进 戴觅

摘要：本文结合汽车价格、销量和配置数据，采用随机系数离散选择模型估计了每款进口汽车的本地化成本及关税不完全传递率，并在此基础上量化了最优关税及其福利效应。研究发现:本地化成本占进口汽车总成本的41.61%，关税对价格的传递率为69.56%。基于估计模型的反事实分析表明最优统一关税税率为85.38%，与中国加入WTO前长期居高不下的关税较为接近。执行这一税率可以使2018年上半年社会福利增加2.55%。最优差异化关税分布在17.12%—298.13%不等，执行这一关税可以使2018年上半年社会福利增加2.80%。

关键词：本地化成本；关税不完全传递；最优关税

研究方法：理论模型、实证分析

研究数据：本文数据主要来自交通运输部，达示数据，新浪汽车、汽车之家、易车网以及厂商官方网站，以及各省市统计年鉴等。

研究贡献：首先，在研究视角上，本文丰富了最优贸易政策的影响因素研究。已有文献主要从特殊利益群体的寻租行为以及本国福利最大化等两个视角考察影响最优贸易政策制定的因素，本文则侧重从本地化成本以及由此导致的关税不完全传递效应这一视角展开。其次，本文还补充了基于中国汽车市场探讨进口汽车价格居高不下的相关研究。一直以来，进口汽车价格居高不下为消费者所诟病，表现为同款车型的国内售价往往是其国外售价的2—3倍之高，对扩大汽车进口形成严重掣肘，不利于消费者福利的提升。以往研究主要从税费、进口厂商间横向共谋、地方保护等方面考察进口汽车价格偏高的原因，而忽略了本地化成本对一国最优贸易政策制定的重要影响。本文研究发现，在考虑了本地化成本以及由此导致的关税的不完全传递率以后，汽车行业最优的统一关税税率与中国加入WTO前的高关税税率较为接近，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进口汽车价格居高不下的成因。最后，在研究方法上，由于本地化成本数据的不可得性，已有文献通常采用以下两种方法估计这一变量的大小：当产品的中间投入品成本未知时，将本地化成本直接视为工资等因素的函数；当中间投入品成本已知时，采用结构模型方法估计得到边际成本后，从中扣除中间品成本，剩余部分即为本地化成本。与之不同的是，本文采用随机系数选择模型，创新性地利用关税削减这一契机量化本地化成本这一难以观测的变量。此外，该方法较已有实证研究具有以下三方面优势:第一，需求弹性以及产品间的替代弹性不再是外生给定的，而是依据需求函数估计得到。第二，该模型还考虑了企业间战略交互作用的影响。结合丹麦出口企业数据，发现随着明星企业崛起，若未考虑出口商之间战略互动对企业利润的负面影响，则对贸易政策效果的评估将是有偏的。因此，考虑企业间战略互动对最优贸易政策制定的影响是十分重要的。第三，异质性消费者偏好的引入可以更为准确地估计关税传递率。例如，当关税下调、厂商减低产品价格时，对价格较为敏感的部分消费者也开始购买该产品，此时市场中的消费者对价格的敏感性更高、对应的总需求曲线将更富有弹性，这就意味着更低的关税传递率。换言之，若在需求估计中忽略消费者偏好的异质性，可能会高估关税传递率。

标准制定、质量信号与出口增长

崔晓敏 高恺琳 余淼杰

摘要：标准是国家基础性制度的重要方面。本文构建了企业参与标准制定与其出口增长的异质性企业模型，并利用1998—2013年中国标准数据、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及贸易数据，验证了标准制定对参与者出口增长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标准制定对参与者出口增长具有1—3年的持续且显著的正面影响，其中当期影响较为突出，参与者较未参与者出口增长平均高出8.6%。参加标准制定有助于企业释放质量信号，且对不同贸易伙伴、不同产品间存在影响差异。

关键词：标准制定；质量信号；出口增长

研究方法：理论模型、实证分析

研究数据：本文数据来自锐思（RESSET）标准数据库。

研究贡献：第一，本文填补了文献中关于企业参与标准制定对其出口竞争力影响方面的研究缺失，并为出口增长的影响因素提供了新视角。以往研究主要采用行业或国家层面数据，对企业层面标准制定行为的研究较少。尽管信息不对称方面的微观理论研究关注了企业在产品规制兼容性上的选择，但该类研究多为理论分析，缺乏微观经验数据支持，同时也并未涉及国内标准制定对国际竞争力的影响。第二，以往文献中关于产品标准的实证研究，主要关注技术性贸易壁垒等非关税贸易措施，或者国家间产品标准协调的影响，缺乏产品生产规制和技术规范类国内标准对国际贸易影响的研究，特别是缺乏来自中国的实证研究。第三，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首次验证了企业参与标准制定影响其出口竞争力的作用机制。本文将信号传递模型引入国际贸易异质性企业框架，构建了企业参与标准制定影响其出口增长的理论模型，并使用实证数据验证了参与标准制定通过质量信号促进国际贸易的作用机制，以及参与标准制定在不同产品和不同目的地的差异化影响。

航运能力对企业出口的影响——基于三峡大坝蓄水通航的准自然实验

闫文收 黄开兴 林发勤 游雅萱 郝晓宁

摘要：本文以长江三峡蓄水通航为准自然实验，识别航运能力与企业出口之间的因果关系。结果显示，航运能力提升只会影响企业出口的深度边际，而对广延边际并没有显著影响。异质性分析发现其主要影响长江中上游企业和大型企业出口。机制分析显示，三峡大坝修建通过提升长江航运能力，降低企业出口成本，对水运依赖程度高的企业影响更大。同时，水运成本降低增加了企业通过水路运输出口的概率，进而促进企业出口。

关键词：基础设施建设；企业出口；三峡大坝

研究方法：实证分析

研究数据：本文的数据主要来自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海关数据库，国家统计局及各省市的统计年鉴。

研究贡献：首先，在研究视角上，鲜有文献探讨内河航运能力提升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本文从长江航运成本下降这一视角出发，探讨了国内水运成本降低对企业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为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其次，在识别策略上，以长江三峡蓄水通航为准自然实验，并借助长江三峡大坝蓄水水位高度，构建双重差分模型揭示水运成本降低与企业出口之间的因果关系。最后，虽然已有文献研究了长江三峡对长江经济带和区域发展的重要作用，但立足航运视角，聚焦于三峡大坝这一基础设施修建带来的长江航运成本下降，分析长江三峡修建的贸易效应，对评估长江三峡的经济效应具有重要意义。

贸易关税政策变化对省际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基于一般均衡视角的分析与定量估计

马啸 章逸然 孟子凯

摘要：本文构建含有省际贸易及人口流动的一般均衡模型，从不平等角度定量分析加入WTO后的关税变动如何影响居民收入与其省际差距。本文将结构模型匹配中国现实数据，通过对我国30个省份、34个外国的29个行业的贸易、关税、总产出和劳动力数据的整理，结果发现：（1）进、出口关税变化使我国居民实际工资增加1.10%与0.24%；（2）出口导向省份工资从关税下降中获益更多；（3）关税变化将省际名义和实际收入不平等提升了5.9%与4.2%，劳动力向沿海地区转移放大了关税对省际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区域间转移政策制定应关注贸易对省际不平等的负面作用。

关键词：贸易自由化；关税；收入差距

研究方法：理论模型、一般均衡模型

研究数据：本文的数据来自OECD的跨国贸易数据库，UNCTAD的TRAINS关税数据库和IPUMS—International和Luxembourg Income Study数据库。

研究贡献：第一，以往文献对于贸易自由化的影响进行了深入剖析。从产品市场生产主体——企业的角度来说，简泽等（2014）、余淼杰和智琨（2016）、Brandt et al.（2017）从中国加入WTO 后关税降低带来的国内市场竞争加剧、企业进入退出机制强化以及中间产品成本降低等角度探讨了贸易自由化对于我国工业企业的生产率、利润等方面的影响。然而关税降低带来的中间产品成本和利润的变化也会改变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毛其淋和许家云，2016；戴觅等，2019）。这些经验研究揭示了加入 WTO后，关税下降对中国产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影响。然而想要厘清关税的下降对于居民收入与消费价格水平影响的不同机制，以及其如何影响人口流动进而改变中国各省份居民的生活水平，我们借鉴最近的定量贸易文献（Brandt et al.，2019；Tombe and Zhu，2019），在一个一般均衡的框架下采用定量结构模型加以考量，这也是本文区别于以往经验研究文献的贡献之一。第二，在关于贸易自由化影响的文献中，较多文献落脚于贸易自由化对于各类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例如，万广华等（2005）采用夏普里值分解法分别讨论了 FDI和对外贸易对我国地区间收入不平等的贡献，他们发现对外贸易在21世纪初成为导致地区间收入差距的第二大影响因素，仅次于资本存量差异。由于我国省间不平等对总体不平等贡献颇大（Tombe and Zhu，2019），且二十大报告中也将“促进区域间协调发展”作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以往文献的基础上，本文将定量估计进出口关税对于省间工资不平等的影响，拓展文献中对于贸易自由化对省际不平等影响的理解与阐释。第三，本文还与阐释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影响的文献密切相关。经济活动在空间和地理上的集聚，尤其是劳动力聚集于高生产率地区能够促进经济发展（梁婧等，2015；踪家峰和周亮，2015）。然而，我国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存在较大劳动力进入壁垒（陈斌开等，2010；王丽莉和乔雪，2020），降低劳动力跨区域流动成本对于优化劳动力资源配置有着重要意义（都阳等，2014）。本文从贸易自由化的角度探讨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贸易的发展会改变各省份对于劳动力的需求，基于对一般均衡模型的反事实分析将会估计出没有劳动力流动情况下的贸易自由化带来的省际收入不平等变化，从而使得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在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与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双重背景下，劳动力自由流动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

出口目的国收入水平与城市工资差距

赵婧 周康 余振

摘要：基于2002—2009年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和城镇住户调查数据，本文研究了目的国收入水平和不同类型的出口对城市居民工资差距的影响。结果显示，向高收入国家的一般出口显著提升了城市居民的工资，且高收入者受益最多，进而导致城市间和城市内部的工资差距扩大。然而，向中低收入国家的一般出口和加工出口对工资均没有显著影响。在机制方面，向高收入国家的一般出口通过技能溢价，特别是高等教育回报，扩大了城市内部的工资差距。

关键词：出口目的地；工资差距；技能溢价

研究方法：实证分析

研究数据：本文的数据主要来自中国国家统计局的城镇住户调查数据（UHS）和中国海关总署公布的进出口数据。

研究贡献：第一，不同于以往研究将出口视为整体，本文通过区分出口目的国和出口类型，并使用分位数回归估计法，充分考虑了出口和劳动力的异质性，可以更具体准确地刻画出不同目的地和不同类型的出口对居民工资在地区内部差距的影响，从而为相关政策制定提供详尽参照。第二，本文发现在目的地和类型两个维度上不同的出口活动对技能溢价存在异质影响，这一发现不仅为调整收入分配政策制定提供实证依据，同时也为深入研究出口活动复杂性、全球分工，以及全球异质性质量需求的相关贸易理论提供了间接证据。第三，日益增长的文献讨论了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进口竞争对发达国家的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与这支文献相比，本文关注了作为出口方的中国自身的劳动力市场，分析了出口对其国内收入分配的影响。换言之，通过揭示贸易对出口国的不同群体的复杂影响，本文丰富了有关全球化对收入分配影响问题的讨论。

贸易方式转换如何促进企业出口边际提升?——基于多产品企业内部配置的视角

章韬 李茜 荆然

摘要：企业内产品间竞争引发的利润侵蚀问题已被广泛讨论，但关于企业应对策略的研究尚不充分。本文的理论分析指出，外部冲击驱动企业转向混合贸易，并通过产品再配置应对风险。针对理论命题的实证检验表明，混合贸易能同时提升企业产品范围和市场份额以对冲利润侵蚀，同时增加出口额和目的国数量。关税、产品周期和合约密集度是导致贸易方式转换的关键因素。本研究揭示了贸易条件变化下企业的差异化应对策略，为增强贸易政策灵活性提供依据。

关键词：产品再配置；混合贸易；贸易方式转换

研究方法：理论模型、实证分析

研究数据：本文的数据主要来自中国海关数据库出口企业数据，世界综合贸易解决方案（WITS）的关税数据以及Penn World Table的双边汇率数据等。

研究贡献：首先，本文应用并拓展了多产品企业理论框架，将贸易方式转换内化为企业的产品再配置问题，揭示了多产品企业规避“利润侵蚀”的理论机制。基于2000—2014年海关数据，中国企业的出口产品种类中位数为3，其中混合贸易企业的产品种类中位数为5，说明混合贸易企业具有明显的多产品特征。此外，混合贸易企业创造了2000—2014年中国65.3%的总出口额，其中85%的混合贸易企业均为多产品企业，说明混合贸易企业具备大企业特征。上述特征与多产品企业理论中的寡头或垄断竞争市场假设保持一致（Neary，2003、2016；Reenen，2018；Cunningham et al.，2021）。基于此，本文将混合贸易内化为企业通过贸易方式转换进行的产品再配置行为，从而有效地应用并拓展了多产品企业理论框架。其次，本文将混合贸易纳入出口贸易方式的定义范畴，从而改进了现有文献在界定企业贸易方式时潜在的统计偏差问题。③ 现有研究普遍将出口贸易方式划分为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两大类，但此二分法可能引发以下三方面统计偏差。其一，忽视混合贸易企业导致的样本偏差。部分文献选择剔除样本中的混合贸易企业（张陈宇等，2020；赵春明等，2020），这种做法无法全面反映企业的出口实际情况，容易引发样本选择问题。其二，对企业出口贸易方式的识别偏差。当前文献采用的分类标准包括:（1）依据出口份额最高的产品贸易方式判定企业贸易方式（Liu and Qiu，2016；周记顺和洪小羽，2021），这种方法可能忽视了其他重要的出口边际；（2）仅关注其中一种贸易方式（戴觅等，2014；Aichele and Heiland，2018），这同样会导致信息缺失；（3）通过一般贸易或加工贸易占比的变化来捕捉贸易方式的变化（Manova and Yu，2016；王雅琦和余淼杰，2021），这一做法可能掩盖基准贸易方式的数据变差。其三，外部冲击或政策的影响效应估计偏差。由于对企业内部调整过程的观察分析和机制探讨不够充分，导致统计偏差往往被归入误差项，进而干扰政策制定方向。通过引入混合贸易，本文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前述三种统计偏差，从而使研究结论更加精确。最后，本文揭示了企业可以通过动态的贸易方式转换实现产品的优化配置，尤其可以借助混合贸易灵活调整成本来降低风险、促进出口。尽管已有少数文献触及企业的贸易方式选择议题，但针对贸易方式动态转换和混合贸易的研究仍显不足。现有文献对企业贸易方式选择的动机已经提供了一些解释，例如企业可能依据国内市场销售能力和学习效应等因素决定采用 一 般 贸 易 或 加 工 贸 易 （Brandt and Morrow，2017；Chen et al.，2019）。此外，已有文献指出混合贸易企业在出口绩效上展现出显著优势，如出口边际的显著增长和市场份额的相对较高（Feng et al.，2016；Fatum et al.，2018），但尚未对这些现象提供充分的理论支撑和解释。为弥补这一研究空白，本文依托多产品企业理论框架，将贸易方式转换问题转化为企业内产品结构调整和贸易方式组织问题，证实混合贸易策略为企业应对外部冲击提供了更大的调整空间。该发现不仅深化了对企业与国内外要素及产品市场关联性的理解，还为推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顺畅运行提供了可行的实践路径。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何以影响个体健康?——来自 CHNS数据的经验证据

周默涵 薛浩婷 唐学朋 余林徽

摘要：本文将中国加入WTO作为一个准自然实验，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研究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对个体健康产生了显著不利影响，主要表现为短期不适症状和罹患长期慢性疾病的可能性增加，这种负面健康效应主要表现在非国企密集地区，且在低技术行业、低技术工人和大龄劳动力之间更为显著。劳动力资源再分配是导致样本中整体健康水平下降的原因之一。除了延长工人工时，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还会通过增加心理压力来降低个体健康水平。

关键词：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个体健康；工作时间

研究方法：实证分析

研究数据：本文的数据主要来自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数据库和世界银行的WITS数据库。

研究贡献：第一，本文丰富了健康经济学领域的文献。大量理论研究文献表明健康人力资本对于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Grossman，1972；Barro，1996；Muyesken et al.，1999）。因而，何以影响健康人力资本显得尤为重要。相较于传统理论文献研究健康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本文前推了一步，从贸易视角出发，探讨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影响个体健康的因果逻辑，丰富了健康人力资本领域的研究，将研究视角从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拓展。第二，既往文献中大多采用我国进口关税减免来衡量贸易自由化，这是从进口端衡量的贸易自由化程度；本文采用的是从出口端的角度出发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指标，这事实上是美国对中国的进口关税变动的潜在性差异，探讨的是从美国需求端角度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即中国出口美国所面临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消除所带来的效应。同时，以往从出口端开展的研究中通常使用出口额来衡量出口扩张程度，因而，本文亦有异于以往从出口端研究贸易自由化影响的文献，本文是从关税差异所衡量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角度出发研究其对个体健康的效应。第三，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中美两国的经贸关系稳定与否不仅关系着中美双方经济，也影响着世界经济，因而本文采用美国对中国进口的关税差额来衡量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具有代表性，在近年来中美关系频繁出现波折的情况下，本文有助于进一步认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所带来的影响。本文使用双重差分模型进行计量分析，利用 Bartik IV 作为核心指标，有效减少了内生性，增加了本文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同时，本文考察了短期和长期、生理和心理等多个维度的健康指标，从个体层面、职业层面探讨了相关机制，丰富的研究结果对贸易与健康领域的文献进行了很好的补充。

大国担当与合作共赢：“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效应评估

罗知　张一诺　向婷　柏杨

摘要：“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效应可分为两个阶段：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国与一国就“一带一路”倡议达成合作共识。本文基于2007-2019年的跨国数据，结合双边合作文件信息，评估了这两个阶段对双边经贸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自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便增加了对沿线各国的援助，彰显了大国担当；当中国与一国就“一带一路”倡议达成合作共识后，中国会增加对该国的直接投资，有助于实现共赢。进一步，“一带一路”强合作共识会显著提升中国对一国的直接投资，弱合作共识则无此效果。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达成合作共识都对中国在基础设施领域的对外直接投资产生了积极影响；而在加强营商环境和人文交流方面，则是“一带一路”合作共识起到了关键作用。

关键词：“一带一路”倡议；互动合作；援助；对外直接投资

研究方法：实证分析

研究数据：本文的数据主要来自美国威廉玛丽学院的“全球中国金融发展数据集（Aid Data’s Global Chinese Development Finance Dataset），美国企业研究所的“中国全球投资跟踪（China Global Investment Tracker）数据库，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UN Comtrade）数据库，世 界 银 行 世 界 发 展 指 标（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WDI）数据库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政策规划司编撰的《中国外交》和法国国际展望与信息研究中心（Centre d’ Etudes Prospectives et d’ Informations Internationales，CEPII）的联合国外交分歧评分数据。

研究贡献：第一，已有文献大多只围绕2013或2014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时间节点展开政策评估，本文则在此基础上区分了“一带一路”倡议从中国提出到一国与中国就“一带一路”倡议达成合作共识两个阶段的不同效应。第二，在“一带一路”合作的度量上，本文采用中国外交部网站上的联合声明、联合宣言、联合公报等原始公开的、具有一定约束力的双边合作文件作为关键识别文件，更加准确地识别了各国是否与中国就“一带一路”倡议达成正式合作，同时进一步分析了合作共识的强度差异。第三，在研究结论上，本文与以往文献不同，即“一带一路”倡议提出本身具有彰显大国担当的效应，但只有两国间达成合作共识才更有利于实现共赢。这意味着未来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重点工作可能需要聚焦如何促使各国与中国增强互动互信，达成合作共识。这样才能更好地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高质量发展，实现真正的双赢。